自从开始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我”常常被称为“未检人”。法庭内，“我”代表国家进行公诉，对失足犯罪的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法庭外，“我”还有个身份是国家监护人，让孩子们安全健康地成长，是“我”和同事们共同努力的方向，在办案过程的始终，“我”一直谨记“为了一切孩子，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
今天“我”想讲一个五岁小女孩受到侵害的案例：
天天（化名），女，五岁。
当“我”和同事驱车几十公里来到这个家庭时，映入眼帘的是破旧的房屋，墙上的贫困户标志，因意外被截肢坐在轮椅上孩子的父亲，天天穿着花边小连衣裙，四处张望，跑来跑去的和玩伴玩耍。当“我”摊开询问笔录纸，把天天搂在怀里，听着她奶声奶气给“我”讲当天发生的事情时，与说话急促乃至有些哽咽的妈妈相比，天天显然对于“我们”这些一脸严肃的成年人正在谈论的内容不得而知。在最后需要签字按手印时，天天奶气的说：“我会按手印，警察叔叔也让我按了”，当“我”看到她的小手一页一页的按在笔录纸上，“我”多么希望她不需要接触这些，但是另一边，讯问室里的犯罪嫌疑人却逻辑清晰、振振有词地狡辩着自己的罪行。
“我”常常在思索，“我们”该如何去降低一些可能性或者将伤害降到最低？5岁的天天是无行为能力，甚至连自“我”意识都无法好好表达的幼童，面对的却是一本正经地展示“无辜”、将自己和犯罪行为撇的一干二净的犯罪嫌疑人。
在司法实践中，性侵类案件绝大部分发生在封闭的空间，有的被害人不敢说，犯罪嫌疑人拒不交代，又没有目击第三人能站出来说，这样就常常让一个性侵案子陷入僵局。与成年人性侵案件可能会在“推”“就”之间进行复杂利益权衡不同，未成年人性侵案件，是“单方主导”的行为，更是“以强凌弱”的行为。当五岁的天天回家告诉父母“有个爷爷动我下边”、“我下边难受”，如果天天没有主动告知父母，那么犯罪分子至今逍遥法外。试想，一个5岁的孩子，如果没有亲身经历，如何能直观地描述出这样的场景。
在本案开庭调查阶段，嫌疑人一开始仍拒不认罪，“我们”当庭对所有证据进行详细举证，释法说理后，他浑然没有了进一步的抵赖，或许他也明白，这是他理应受到的惩罚。
案子办结后，“我”联系我院第三检察部同事对受害人进行司法救助，“我”和同事也会持续跟进小天天的生活学习。
虽然这个案例可能只是这个社会一个灰暗面的小小角落，“我”始终祈祷没有更多孩子会再遭到同样的侵害。作为“未检人”，对犯罪坚持毫不手软是我们的本职出演，褪下检察蓝，对孩子一腔关爱是“我们”的心底的温柔使然。 （供稿：合阳检察院）
（责任编辑：张颖/王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