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神木市委市政府决定启动“神木文化旅游产业建设年”，奋力开启黄河“几”字弯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示范市建设新征程。文化旅游产业首次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石峁遗址作为“世界级”的文化资源，必将起到引领作用。
2020年，也恰逢石峁遗址启动系统考古发掘与保护展示利用的第十年。石峁文博事业工作人员、关心支持其发展的各界人士与之一路走来，风雨十年，铸梦石峁。
早在1928年，天津《大公报》刊出涉及石峁遗址的相关报道；1958年，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正式登记并记录高家堡公社石峁大队的“石峁山遗址”；2006年，石峁遗址与麟州故城一并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1年至2012年，石峁遗址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开始， 发现其由“皇城台”内城、外城3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构城垣构成，城外还分布有数座人工修筑的“哨所”类建筑遗迹。
2012年、2013年，重点发据了位于石峁城址东北角的外城东门址，揭示出一座体量巨大、结构复杂、筑造技术先进的城门遗址，出土了玉铲、玉钺、玉璜、玉璋、陶器、壁画、纴木和石雕等大量重要文物。同时，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建筑学院合作开展石峁城建技术的对比研究工作，与吉林大学合作展开黄牛古DNA研究、与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开展石峁遗址植物遗存研究，并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研究室承担动物遗存研究。
2014年，重点发掘位于内城中部偏东的一处东西向“舌形”山峁上，与皇城台隔沟相望的韩家圪旦地点。发掘房址31组（座）、墓葬41座、灰坑27处、灰沟4条及窑址1座。发现的文物种类丰富，包括陶器、石器、玉器、骨器，还发现个别蚌饰、海贝、驼鸟蛋壳、绿松石饰等。分别与西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展开体质人类学、 动物牙釉质镖同位素、人类古DNA研究。
2015年，主要发掘了城外东南方向的樊庄子地点，有弧形石堆的“高台式”建筑， 根据上部方围内壁均匀分布的壁柱槽判断，可能为一处哨所类建筑，与城外另几处类似建筑共同构成石峁城外的“预警”体系。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合作开展残留物分析及微痕分析。
石峁皇城墙
2016年、2017年，重点发掘皇城台门址及东护墙北段上部。基本理清皇城台东部结构，仅见的一座门址位于皇城台东部偏南，基本结构与外城东门相似、主体由内外瓮城和南北墩台构成，但结构更复杂，并在瓮城之外还增加了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的“广场”类建筑。东护墙北段上部的发据揭示出皇城台四周石砌护墙的一般结构，自下而上逐阶内收，使皇城台整体呈现出“阶梯状金字塔”结构。2016至2017年度皇城台的发据出土遗物极为丰富，包括陶、骨、石、玉、铜等各类遗物及漆皮、布片等有机质遗物，其中骨器数量巨大，仅骨针一项就超过1万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开展植物种属的鉴定与研究。
2018年，东护墙北段上部处的发掘依然是以清理来自皇城台台顶的“弃置堆积”为主。最为重要的发现莫过于石峁口簧的发现和确认，截至2018年底，出土口簧共计20余件，均以骨片磨制而成，制作规整，呈窄片状，一般长8~9厘米、宽逾1厘米，厚仅1~2毫米，中间有细薄簧舌，依靠簧舌振动发声，与其共存的还有骨制管哨和陶制球哨。测年数据显示，石峁口簧制作于距今约4000年前，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已知年代最早的一批口簧，考古背景明确、制作过程清晰，是世界音乐史上的重要发现。另外，整理出千余件镞、锥、笄等骨器以及大量与骨器制作相关的骨料。穿过主门道上门后，在皇城台台顶发现了一座夯（硬）土作芯、砌石包边的“石包土”式大型台基，暂称“大台基”，平面形状可能为南北向长方形。
至2018年岁末，考古工作集中在大台基南侧护墙处。发掘表明，大台基残高约4米，东西长度超过80米，大台基顶上分布着多处大型房址以及调查发现的“池苑”遗迹。大台基南护墙处的重要发现——30余件石雕。这些石雕多数出土于南护墙墙体的倒塌石块内，有些还镶嵌在大台基南护墙墙面上，绝大多数为雕刻于石块一面的单面雕刻，以浮雕为主，还有一些阴刻。雕刻内容大致可分为符号、人面、动物、“神面”“神兽”等。
上述类型的石雕暂叫作“平面雕刻”，是目前皇城台大台基南护墙石雕的主要类型。除平面雕刻外，南护墙处还发现个别圆雕人像或神像。皇城台大台基南护墙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陕北地区龙山时代晚期；这些石雕中的一部分可能来自其他更早的高等级建筑，系“旧物新用”，在修砌皇城台大台基时嵌入南护墙。
综合分析，这些石雕与4000多年前石峁先民砌筑石墙时“藏玉于墙”、起修建筑时以人头奠基的精神内涵相同，体现了石峁先民对皇城台大台基的精神寄托，种种重要迹象和重要遗物表明，皇城台系石峁城址的最核心区域，当已具备早期“宫城”性质，或可称为“王的居所”，是目前东亚地区保存最好的早期宫城。
石峁神面纹圆型石立柱
201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了皇城台考古又一石破天惊的新发现——直径约50厘米，高近1米的神面纹圆型石立柱，皇城台大台阶南护墙共发掘各类石雕60余件。
石峁遗址出土了23件距今约4000年的乐器——口簧。石峁出土的口簧为骨质窄条片状，由琴鞘和簧片组成。遗址中还出土了制作口簧的骨片及半成品，由此揭示出石峁口簧的加工制作需要经过切磨骨片、剔刻簧舌、簧尾钻孔、精细加工等四个步骤，充分说明当时人们使用工具的能力与相当精湛的器物加工水平。
这些口簧是皇城台使用期间由皇城台顶部废弃堆积而来，共存器物丰富，同时由碳14检测可以判断口簧约距今4000年左右，是目前国内所见年代最早、结构完整、特征明确的口簧。由于皇城台的核心地位，口簧应为石峁上层或承担宗教和祭祀职能的乐师阶层的遗物，被赋予了沟通人神、祭祀祖先的功能。
2020年，虽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给全国、全球带来了巨大影响，但石峁遗址的考古工作还将继续，考古成果肯定还会带来新的震撼……
这十年系统考古发掘，成果几度石破天惊。石峁遗址于2012年、2016年、2019年分别三次入选中国考古新发现。2017年，石峁遗址获得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称号，并进入首批陕西省文化遗址公园名单和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2018年5月28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宣布，石峁遗址与浙江良渚、山西陶寺、河南二里头一起组成5000年中华文明的重要实证。2019年4月石峁遗址进入国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相关内容被列入国家中小学教科书，其历史文化价值和影响已经被普遍认可。
石峁口簧
石峁遗址考古之初，保护工作由文广局成立临时文管所担任。石峁遗址管理处自2015年底成立，已经有近5年时间。这些年，石峁遗址文博工作人员致力于石峁的保护开发，成效正在逐步显现。
高位目标定位石峁视野。2012年,石峁遗址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石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和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逐步提上日程。2017年，石峁申遗工作已经委托中国设计院历史研究所有限公司启动编制相关文本和规划，成立了神木市石峁遗址申遗工作领导小组，积极争取和推动省市成立石峁遗址保护及申遗专业学术指导机构。经过一年时间的努力和争取，石峁遗址已于2019年4月被列入国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这意味着石峁遗址申遗工作已经纳入国家申遗范畴，进入国家层面工作日程。
同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申报完成了《项目计划书》《可行性研究报告》《文物影响评估报告》和《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等规划文本编制，2017年底成功进入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世界文化遗产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国际级和国家级的重要文化称号，石峁遗址已经获得了双“预备”资格，由国内视野跨入了国际视野。
文物保护取得重要实效。石峁遗址考古发掘以来，面临最大的保护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自然的暴雨暴雪；二是村民的抢栽抢种。
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这几年全面加强石峁遗址保护工作。
快速完成规划和立法，《石峁遗址保护规划（2016—2030）》于2015年6月获国家文物局批复，于2016年由省政府予以颁布实施。《陕西省石峁遗址保护条例》于2017年11月1日起颁布施行，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一般要4-5年才能完成的立法工作。
针对性开展保护工程。这几年，先后实施了外城东门址、皇城台南侧护坡、外城东南墙体抢险加固、重点区域安防监控、文保巡查道路加固改造、保护区界碑界桩、外城东门临时考古大棚、皇城台气肋膜大棚等保护工程；并策划储备了十多个文保前期项目，自考古发掘以来，累计完成文物保护投资约2亿元，争取上级资金2600多万元。
建立健全文保机制。保护条例出台前，先后三次清除几十万珠抢载偷种“杏树”等苗木，缓建了文保压力，避免了石峁变成“杏峁”的尴尬局面。之后，构建了专业巡查和群众文保员巡查相结合的群防群保格局，彻底扭转了文保局面。设立了文物医院，开展了石峁遗址文物保护技术科学研究和科技应用相关课题前期工作，入选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名单。
石峁黄金大道
项目建设描绘遗址蓝图。石峁博物馆是神木市文化旅游精品工程，占地于2018年7月份完成征地，已经完成土建封顶。由于文保因素，石峁村保护区内的村组生产道路多年一直是原始的土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加之弯急坡陡，存在巨大安全隐患。
为了破解文保与安全出行的矛盾，管理处实施了原路加固及保护工程措施，如今石峁“黄金大道”成为别样景观。保护地带围网把保护区图纸上的边界线落到了地上，为遗址保护提供了屏障。千佛洞、万佛洞不属于石峁遗址时期的遗存，但其处于遗址保护区内，保护和修复千佛洞、万佛洞是高家堡当地居民多年的夙愿，皇城台气肋膜大棚有效解决了零时性保护问题。植被调查、栈道设计、微缩景观、宣传片纪录片故事片等各类设计制作前期项目也陆续启动，稳步推进。石峁，正在用一个个项目描绘着一幅蓝图。
立体宣传让文物“活”起来。通过多年努力，石峁遗址的宣教工作也卓有成效。
推动石峁遗址正式列入国家中小学教材，使石峁遗址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纳入国民基础教育，这将长期影响亿万青少年对“石峁”和“神木”的记忆和向往。
召开大型论坛会议，2016年召开石峁遗址国际学术会议，2017和2018年分别召开了国家考古工作汇报会和石峁文保技术研讨会，2019年召开首届国际论坛，启动申遗工作开展了石峁口簧等文化研究交流论坛。
借助考古工作简报、CCTV探索发现栏目、省市各类新闻媒体、专业杂志等开展宣传。四是引入国内、省内知名的文化人士和媒介开展石峁遗址摄影大展、诗词书画、石峁图书、歌曲征集创作等多项活动。
利用遗址周边及省市交通要道和广场进行广告宣传。推进省内外机场、高速、媒体“华夏第一城”“四千年石峁·五百年古镇”“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实证”文化要素推广宣传。
积极参加丝博会、博物馆博览会、遗址公园联盟会等全国性大会，通过中秋、端午等传统节日活动开展宣传，启动走进村组、学校、城区宣传活动。
大力提升参观服务水平。为了加强服务接待水平，加大了干部职工的培训力度，通过组织工作人员赴陕西历史博物馆、鄂尔多斯博物馆、延安革命纪念馆实地考察学习，提升了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和工作能力，提升了石峁遗址的参观接待服务水平。
近几年，年均接待约5万人次的游客参观服务。通过有效的宣传讲解，让神秘的石峁遗址和枯燥的考古工作进入“寻常百姓家”，让群众用公园的角度诠释遗址文化的内涵，让文化遗产“活”起来，让石峁遗址“活”起来。
与《大众摄影》杂志社共同举办了展现石峁区域风景、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摄影作品征集展。电影《侠路相逢》以陕西境内的黄河、石峁为重要拍摄背景，在2018年第14届中美电影节中斩获大奖。一个由管理处与考古院内部工作人员，各界学者、专家和社会人士内外结合的文化研究、价值阐述体系已经初步构建。
土地征租和考古保障积极推进。2018年新华社内参加动态清样对石峁遗址进行了报道，该报道文章得到省委书记胡和平、榆林市委书记戴征社等省市主要领导的批示。管理处积极落实批示精神，完成了保护区地类、房屋、坟地等基础数据的摸底工作，进一步加强了文物保护工作。
为保障文物安全和居民安全，已经完成皇城台南侧底部个别住户房屋拆迁意向协议。为了确保石峁遗址考古工作有序进行，管理处与8户村民租用土地30余亩，在用地问题上暂时为考古发掘提供了保障。
为进一步提升考古工作环境，管理处积极与相关单位协调，在用水、电力、交通、通讯等方面改善了旧有基础设施条件。保护区整体征地方案已经基本成熟，正在有序推进征地工作，为考古工作和遗址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
文物扶贫带动乡村振兴。按照镇园一体，深度融合的要求，管理处积极开展扶贫工作，创造性的开展文保扶贫工作，派遣领导担任贫困村第一书记驻村任务，每名科级领导帮扶1户贫困户，在编普通工作人员也积极主动承担结对帮扶任务。积极协调石峁村贫困户入股村集体企业酱醋厂，将具备工作条件的贫困户家庭成员聘为群众文保员，帮助部分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就近临时务工，增加收入。通过帮扶责任人的引导教育和争取政策支持，改变了贫困户“等靠要”的思想，实现了由“输血式”到“造血式”帮扶的转变，用文物事业带动当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回顾过去几年的工作，在荒凉的石峁山上，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不畏严寒酷暑，总是风里来雨里去。每一次大雨大雪来临前都在与雨雪比速度，在雨雪中奔跑，在泥泞中行走。一次次给考古发掘的重要遗址上盖雨布，遮风挡雨，天晴了再掀雨布，保护展示。足迹遍布石峁遗址的各个峁梁沟壑，奔走在高家堡、神木、榆林、西安、北京和全国各大遗址、文博机构。
多年来，每一个周末、节假日包括春节年夜总是有人值班值守。工作人员办公场所从最初是简陋帆布帐篷，有时也租用村民窑洞，到后来搭建了简易彩钢房，2017年建设了新型彩钢房工作站，2020年可能会搬入即将建成的博物馆大楼。十年风雨文保路，十年辛苦终有获。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未来几年，石峁遗址的主要是任务是：保护区征地、博物馆建设展陈、申遗和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深入开展石峁遗址文化研究宣传工作。已故的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说，石峁遗址的考古发掘、保护管理和展示利用应该做到“三年规划、十年设想、百年谋略，要好几代人才能把它搞清楚”，可以说，石峁遗址赋予了我们光荣的使命和远大的目标。
根据省市追赶超越的要求，早在2016年石峁遗址就确立了“东超山西陶寺、南追浙江良渚”的追赶超越目标，并组织人员多次出去考察学习，借鉴经验。现在看来，当年的定位还是比较准确。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东西约2000米，南北约1500米，面积280万平方米。近年来，陶寺遗址在发掘过程中，结合使用磁力仪和探地雷达、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人骨分析、DNA分析、天文学等多项科技考古手段，判断陶寺文化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至1900年之间，与石峁遗址的存续时间存在交叉。陶寺同类遗址在晋西南汾河下游和浍河流域发现70余处，对复原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社会性质、国家产生的历史及探索夏文化，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陶寺遗址在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宣传推广等方面值得学习和借鉴。良渚遗址位于浙江省余杭县和德清县境内，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群，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相对早于石峁遗址。
良渚遗址发现于民国25年（1936年），考古工作开始于1936年12月，至今已八十年有余，遗址群中发现有分布密集的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出土文物与石峁相似，以大量精美的玉礼器最具特色。
关于良渚文化的研究在很多方面已卓见成效：精湛的玉器、石器和黑陶工艺及其所表征的社会礼仪制度，早期城市规划与大型工程营建及其社会组织系统，世界上最早的大规模犁耕稻作农业，以及丝绸、玉器等生产为主的手工业的专门化和商业萌生。以良渚遗址考古发掘、良渚文化研究为学术和实物基础的良渚博物院自2008年首次对外开放，展示良渚遗址和良渚文化的考古成果、遗产价值，融入数字化展示、大型油画、场景复原、3D打印新技术等方式，都值得学习借鉴。
良渚遗址申遗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经推动多年，2019年良渚遗址正式申遗成功。石峁遗址申遗工作才刚刚起步，在这方面，良渚遗址还需要长期学习的榜样。
对于大景区、大文化、大遗址项目，石峁所处的形势是前有标兵，后有追兵。延安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已经入围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入选社科院2018年六大考古新发现，被认为对于研究史前中国文明起源及“早期中国”课题具有重要价值，芦山峁遗址虽然不大，但其近年来工作比较出彩。陕西省内的周原遗址、黄帝陵、汉代帝陵、唐代帝陵、西安城墙等历史价值也十分巨大，都是我们学习和追赶的对象，或者说我们是其学习和追赶的对象。
石峁遗址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和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目标。1985年12月22日我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至此中国成为世界遗产委员会中的一个重要成员。30多年来，中国政府为履行《公约》的责任和义务，做出了积极认真的努力，至2019年底，中国拥有世界遗产地55处。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对遗产地来说具有意义深远，它意味着该遗产地将从此享有一定的优势，增强对游客的吸引力，提高遗产地自身的经济效益；它意味着该遗产地所在国家政府、地方机构和当地居民负有重大的责任，即更好地保护该遗产并与世界人民共享该遗产，因为它自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之日起，就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苏秉琦先生对良渚的发掘和研究作此评价，“我们这个号称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的黎明期历史虽然还是‘若明若暗’，但已决不是‘虚无缥缈’的神话了”。石峁遗址也将进一步证实苏先生的评价。
良渚遗址的申遗对于石峁遗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因为良渚遗址与石峁遗址有共同的文化价值，同为史前大遗址，同为5000年中华文明的实证。国内和国际各界认可了良渚的价值，也就间接认可了石峁的价值，这是机遇。
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申报世界遗产的项目审核更加严格，以后很可能是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交替申报，每年只能申报一个申遗项目，而且同类遗产申遗成功后，短期内可能不会再推荐相似的项目，这是挑战。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指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国家文物局负责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评定管理工作，各项目先经国家局批准立项，考古遗址公园符合若干条件且已初具规模后再开展评定工作。评定合格者，由国家文物局授予“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称号，并向社会公布。
2009年，国家文物局提出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概念，2010年评定了首批遗址公园，并公布了立项名单。目前，全国共有挂牌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36处，进入立项名单的67处。石峁遗址于2017年12月进入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从全国遗址公园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讲，上一批次立项名单中的不少项目能进入下一批次的挂牌名单。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定应该在2020年后不久，石峁能否实现挂牌目标，需要每一个石峁人脚踏实地工作。
石峁古城与高家堡古城是山水相依、一脉相承的姊妹古城，分别代表了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可以石峁遗址为核心，联合高家堡古城和秃尾河田园综合体，打造“文化旅游与农业生态”5A景区目标。
随着考古发掘和文化研究的深入推进，石峁遗址将聚焦世界的目光，吸引中外游客。高家堡古城作为明代边塞城堡，是中华农耕文化、游牧文化、边塞文化交融汇集的典型代表。高家堡古城历史遗存保存比较完整，古城内明清四合院，文化大革命前后的近代风貌仍有许多遗存，已经成为3A级文化景区。两座古城周边有千佛洞、万佛洞，有叠翠山、兴武山、龙泉寺等古建和庙宇；有秃尾河、毛乌素沙漠、黄土高原等自热风光；有红葱、白菜、小米、挂面等特色农作物和农产品；还有正在修建的石峁博物馆、实训基地、游客服务中心等人文景观；更重要的还有传说、故事、英雄事迹和文人巧匠。
突尾河沿岸田园综合体是黄土高原优良的农业与生态优势，完全可以打造成为田园综合体，与历史文化资源优势互补、想得益彰。所有这些资源和要素汇集在此，必将能够打造出一个大文化大生态5A级景区。
石峁遗址具有深厚历史内涵和丰富文化底蕴，一定可以以此为平台，打造一系列大文化基地。石峁遗址作为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已经省侨办挂牌，榆林文化自信党性教育基地已经市委组织部批准。
同时，还需推进建设中华文明怀古圣地、全国青少年精神文明教育基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文化自信党性教育基地，打造中华文明史和人类文明史考古研究基地等一系列大文化基地、大文化项目。
要实现这些目标，当前必须首要抓好几项具体工作。
保护区征地，石峁遗址的征不仅关系到石峁遗址长久的保护展示利用，关系到申遗和遗址公园建设，也关系到保护区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和切身利益。
博物馆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石峁博物馆是神木市政府的精品工程，也是文化文物部门重点关注石峁遗址的文化项目。石峁博物馆建成后将会是石峁遗址的展示窗口、中华文化的重要展示和研究基地，是高家堡、神木乃至陕北地区的地标建筑。
完善高位规划, 申遗有关规划《提名文件》、《预备名单》、《优先行动计划》、《保护管理规划》等文本要按时完成并评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从立项到现在已经接近3年时间，需要尽快启动评审挂牌的准备工作。
建成价值阐释体系, 按照《世界遗产公约》要求，使石峁文化的宣传更加体系化、多元化、公众化、社会化。让大众积极参与石峁遗址的保护与宣传，在交流与互鉴中加深对石峁文化价值的认知，增强自豪感，践行保护观。
注重遗址的活态展示和综合利用，以此为切入点，才能积极推动考古研究和遗址保护成果的创造性转化，让文物说话。让“保护石峁遗址，传承中华文明”逐步成为当地群众的普遍共识和行为自觉。
石峁遗址的属于文化文物范畴，所以其工作需要一个文化团队，需要加强政治理论、业务知识学习。需要学以致用，融会贯通，把学习作为工作常态，人生的灯塔，善于学习就是善于进步。
我们把政治主题教育和业务主题教育相结合，学以致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物为人用。从另一个角度说，石峁遗址是中华文明的初心，石峁人既要在工作中找到自己的初心，还要把中华文明的初心守护好、展示好、利用好。
守好文物安全的红线不容易，近几年，全国文物被盗事件时有发生。2014年底，朝阳市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保护区多处古墓葬群、古文化遗址遭 到严重破坏，大量珍贵文物被盗。2016年3月19日媒体报道十三陵思陵石烛台被盗，发案时思陵原有安防设施已全面瘫痪，人防物防技防形同虚设。2017年1月16日，宝鸡市凤翔县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秦雍城遗址”核心保护区内发现多处盗洞，该案相继被省公安厅和公安部挂牌督办。这些案件，为我们的文物安全敲响了警钟。
石峁遗址管理处是《陕西省石峁遗址保护条例》立法的重要草拟成员，也是守法执法的主要角色。学习和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陕西省文物保护条例》和《陕西省石峁遗址保护条例》是每个工作人员的必修课。学法、释法、守法、执法成为一项基本工作，做好保护管理、展示利用需要一种事业使命。
石峁遗址工作人员十年栉风沐雨工作，自觉把在石峁遗址的工作作为砥砺自己的“磨刀石”，无不体现出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的文博情怀。（张志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