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柳青虽然只活了六十二岁，但他给这个世界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等文学作品都是人们口口相传的经典著作，提起梁生宝、梁三老汉、改霞、王加扶、石得富等小说人物，人们至今耳熟能详。历经半个多世纪，柳青的作品仍然如常青树挺立不倒，这其中固然有评论家所说的创作技巧、生活积累、个人品行、文学天分等因素起了作用，然而柳青又是一个具有坚强党性的作家和革命者，“我不能拿我的党龄开玩笑”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的几部经典著作也都是在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也就是在他确立了人生追求与奋斗目标之后完成的。这一点，也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学习。
放弃优裕生活，担起党的工作
1934年，十八岁的柳青开始了他在西安的求学生涯。当时的形势是，蒋介石调集百万军队分几路“围剿”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已成定局。遵义会议之后，“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使革命走上了复兴之路，但总体上仍处于低潮。这时，一些革命者产生了动摇思想，包括柳青的大哥刘韶华在内也在一度时期脱离了党组织。
刘韶华是北大的高材生，1926年加入共产党，在经历了大革命失败之后，他寄居在省城西安，在一所中学任教，过起了安乐生活。由于家境贫寒，刘韶华未能实现留学梦，但他下决心要把自己的弟弟柳青（刘蕴华）培养成留学生。为此，他省吃俭用，甚至决定一辈子过独身生活，免于家庭拖累，一心一意为弟弟攒存留学资费。把柳青接到西安后，刘韶华就不断地向柳青灌输求学之道，让柳青“收心务正”，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学习中去。
然而这时的柳青已经是一个热血青年，由于之前在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即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上学时接触过马列主义著作，从此便坚定了自己的理想与信念。到西安求学期间，他更加热心参加社会救亡运动。平日里的柳青是一个不起眼的高中生，但私下里的柳青已经是进步刊物《救亡线》和《学生呼声》的编辑者和撰稿人。因为对刊物的工作过于投入，柳青的功课出现了严重偏科的情况，他的国文和文学成绩可以难倒老师，数理化却一塌糊涂。为此，兄弟俩开始了第一次争吵，争吵的结果是大哥动用社会关系不断地向柳青施加压力，说服他专心复习功课。而面对轮番的说教，柳青采取的是迂回战术，暂时离开大哥，搬到学校去住。在一次次争吵之后，大哥仍不死心，他托人给柳青介绍了一个女朋友，企图用美色与爱情使柳青屈从。一开始，这个女学生的品貌和学养着实让柳青一见倾心，女方也仰慕柳青的才学，随柳青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与柳青确定了恋爱关系。但是当她发现柳青根本没有“回头”的想法之后，两人的关系就出现了裂痕。最后，柳青为了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放弃了这段恋情，也使得大哥的心计又一次落空。
1936年抗战前夕，柳青是“反对内战，联合抗日”的宣传骨干分子，也是西安事变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日夜忙于刊物的撰稿、编辑印刷、分发投送和游行请愿活动，一度时间因为过度劳累，旧疾复发，大口大口地吐血。因为参加反蒋抗日活动过于频繁，西安事变之后，组织上担心当局有可能向进步学生发难，将柳青等部分骨干分子送往延安暂避风险。1936年12月，柳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学生时代开始，柳青就显示出他追求理想信念的坚强决心。
职责在身，小文书也能做大事情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中央所在地延安的文艺团体和文艺工作者要“到人民群众中去”。当时的作家艺术家主要集中在鲁迅艺术学院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两个单位，也有好几十号人，特别是“抗协”，不断吸纳从大后方来延安的作家艺术家。但当时的陕北生活条件很差，许多作家艺术家下乡蹲点最多能坚持半年时间，便陆陆续续回到了延安。柳青从1943年3月离开延安到米脂县“三乡”深入生活，一直到抗战胜利，那还是因为组织需要，才把他从偏僻的山乡“搬”回到延安。期间，许多朋友也曾劝他早点回延安，理由是不言而喻的：留在延安，升迁与发展的机会更多。这些柳青不是不知道，他也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才选择了留下。
米脂县的三乡辖三个村庄，是陕北典型的“苦焦”地方，因为是解放新区，还未实行土改，老百姓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生活。“吞树皮，挖野菜，破窑洞，麻豆灯”是当时陕北大部分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柳青蹲点农村的具体职务是乡文书员，在与乡负责人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后，乡长深感自己无论是学历、能力还是理论水平都远不及柳青，就放手让他独当一面，柳青实际行使的是乡长职权。
柳青到任以后就开始广泛接触各层人士，深入调查研究，苦苦地寻找医治贫困的良方。他与贫苦百姓吃一锅饭，睡一条炕，由于劳累和营养不良，旧疾一次次复发，一次次咳血，他都一次次挺了过来。有几户地主为了讨好柳青，备了酒饭请他做客，都被他一一拒绝。
调研结束后，柳青很快就拿出了自己的“良方”。他动员贫雇农组织变工队开展生产自救；向地主富农们开展形势教育，要他们认清形势，减租减息，停止剥削穷人。有的地主在他的教导之下，放弃了高利贷契约，三乡的大部分贫雇农也在他的奔走之下尝到了变工互助的甜头。除此之外，柳青在三乡期间，非常重视组织建设，发展了一批党员骨干，壮大了三乡的基层队伍，使他们成为三乡生产自救的新生力量和带头人；在当地首次开展八路军征兵宣传和烈士军属抚恤工作，使党的征兵政策在三乡得以顺利实施。他在三乡搞棉花试种。当地人过去不懂得种棉花，所需棉花都是拿口粮去换，一斗多小米换一市斤棉花，可以织一丈布，一身衣裳三丈布，需要四五斗小米才能换得，普通人家只能望“棉”兴叹。柳青为此专门学了种棉技术，鼓动群众种棉花，但是许多人家害怕种不了棉花反而误了农事，那可是关系一家人生死的大事情。柳青见此情况，从乡学校要了一块地，自己先试种了一年，取得成功之后，老百姓才相信当地也能种出棉花，于是家家户户种起了棉花。他改造旧的教育体制，不许私塾先生打骂、体罚学生，让违规的老师公开向学生道歉，并且在三乡开办了首个教师脱产教学的联合小学。
三乡的人和事，成为柳青创作《种谷记》和《创业史》的珍贵素材。熟悉柳青作品的人都知道，其主人公无论是梁生宝、王加扶，还是石得富，他们虽然平凡，但是身上都有一种无私无畏的英雄气概，这正是许许多多优秀共产党员的共同品质。文品如人品，如果柳青自身缺乏这种品质，又怎能塑造出既血肉丰满又极具品质的人物形象，从而去感染人和教育人？
一名党员，一支燃烧的火炬
1947年7月份，柳青在大连完成了组织上交派的工作任务。这时解放战争的炮声打响，当他了解到在陕北老家米脂县的沙家店战役中，沙家店人民群众舍生忘死、保粮支前的英勇事迹，便再也坐不住了。他要投身到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争中去，他要记录战火中可歌可泣的模范事迹和英雄人物。
美丽的海滨城市留不住他，洋房洋车留不住他，交接完手续，情在骏奔。
由于战事不断，交通不便，柳青前往大连费时近半年，而折返陕北竟用了一年半时间。在到达冀东顺义县之后，前方道路因战事受阻，护送柳青的官兵接到命令：原地返回。返回途中路过一个村庄，柳青吃惊地发现道路上逃难的乡民络绎不绝。他仔细一看，难民们不是往解放区的方向逃，而是往敌占区的方向逃，柳青一打听才知道，是当地解放后执行土改政策出现严重偏差所致。当时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主要原则是没收地主的土地，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区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势力。而这个村子在成分划分时将地富成分扩大化，全村四十八户人家，有四十六户被定为地主和富农，没收了大部分土地和财产，怀着对立情绪而远走他乡。柳青看到了问题所在，就留了下来。他立刻到区委去反映问题，在征得区委负责同志的一致意见之后，他给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写了报告，反映当地土改中“左”的现象及其严重性，建议要防止类似问题在其他地方再次出现。区委负责人看到这样一位有着高度政治责任感、工作认真负责的同志后十分高兴，非常欢迎他留下来一道工作，并征得他的同意，让他和组织部长一同去开展区里的土改纠偏工作。不久，组织部长被区委调去搞别的工作，柳青就独当一面开展工作，从冬到夏，一干就是半年多。这个村经过土改纠偏，按照政策依据只划出了两户地主，其余错划者的成分得到了确认，归还了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前面逃出去的人在还乡路上奔走相告，他们欢天喜地，要给柳青送匾。由于柳青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敏锐的观察力，使得这里的土改纠偏工作更加细致认真。
当时已是“行政老干部，延安老革命”的柳青，完全可以选择留在大连享受有洋车洋房的生活，况且那里有适合他结核病疗养的环境与气候，但他偏偏要担着性命往战火中去撞，往艰苦的地方去撞。在途经冀东时，本来可以“过路的和尚不撞钟”，一走了之，但他又选择了留下。因为他是党员，为了党的事业和群众的利益可以随时随地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最大的人生“紧要处”是时刻追随党的事业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这是柳青《创业史》中的经典名句。而柳青在他“年轻的时候”和人生的“紧要处”做了怎样的选择呢？
1952年，描写沙家店战役中人民群众舍生忘死，英勇支前的长篇小说《铜墙铁壁》出版，在读者中和文艺界引起强烈反响。这时的柳青年龄不过三十五岁，刚刚参加完《中国青年报》的创办并主持文艺副刊工作，是新中国干部序列行政九级干部。他年轻且事业有成，才华横溢，又有绝好的人际平台，前途未可限量。处在这样的人生“紧要处”，无论是对自己的前途还是仕途，柳青都有很大的选择余地。然而就在这时，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出台，前所未有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成为时代主流,也成为各级领导干部的主要抓手。这时，柳青又一次向世人展示出一名共产党员的宏大气魄。他选择了落户农村，开始了他在陕西长安县皇甫村长达十二年的农村生活，像许许多多的优秀共产党人一样，勘定了他在新中国建设行列中最前沿的人生坐标。
柳青蹲点农村不是蜻蜓点水式的，更不是作秀和应景式的，他是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决心，去践行党的号召。为此他辞去了长安县委副书记的职务，举家迁居在皇甫的一所破庙里。他的这一决定，既改变了他自己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一家人的命运,妻子马葳离开大城市，放弃了西北党校的工作，随他一起落户农村。后来，为了更好地照顾丈夫和家庭，不得不辞去公职，作出了最大牺牲。在最初的“五年”，以农村互助组为模式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柳青和皇甫的农民搅在一起，不分昼夜地为组建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忙碌。只要是集体需要，他可以随时放下碗筷，随时从熟睡中起来。他还必须克服水土不服，必须抵抗关中平原上的麦花对自己过敏性体质和哮喘病的侵袭。
1960年5月，柳青将《创业史》第一部出版的稿费所得16000多元全部捐给人民公社，用于公社农机建设基金。1962年，农业互助组逐步向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由于合作社的饲养员来不及培训，缺乏基础知识和饲养经验，集体喂养的牲口出现了瘦弱、生病甚至死亡现象，成为新生合作社的发展难题。柳青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便立即放下手头的所有工作，与合作社的骨干成员讨论研究耕畜饲养的科学方法，并由柳青执笔，拟写了《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几经修改后，交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首印38000册，成为集体饲养耕畜的教科书和操作宝典。晚年的柳青还写了《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一文，在他去世之后由《人民日报》首发（1979年2月1日），文章中首次提出陕北应当走“退耕还林，退田还草，广种苹果”的土地经营模式，成为今日陕北土地经营的指导性方针和普遍的发展模式。
如果说三十五岁之前的柳青还是一名热血青年，走过一个又一个的人生“紧要处”，那么这时候的柳青已经跃出了人生“紧要处”，朝向人生的既定目标纵马前行。从选择落户皇甫，到《创业史》《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等作品的发表，柳青始终把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展现了一名党员作家的担当精神与思想水准，也完成了他从一名普通作家到人民作家的嬗变。
在柳青有限的生命历程中，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可以说，从他选择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刻起，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在倾情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用党性的光辉照亮那里。任何时候，他始终还是那句话：“我不能拿我三十多年的党龄开玩笑。”既表明自己的思想立场，也鼓舞了同志，作出了表率。
习总书记谈到柳青时说：“中央的文件下来了，他（柳青）就知道他那个房东老大娘是该哭还是该笑，他很了解老百姓的想法。党政干部也要学柳青，他那么接地气，那么能够跟老百姓融入在一起。”
柳青的人生历程，是一个改造自我和追随光明的历程。他最终以党的先进性为人生坐标，展现的不仅是一名作家的文学功力，更有献身民族解放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博大胸怀。他“能够跟老百姓融入在一起”，既是文学创作的需要，更是党的事业的需要，是建设的需要。柳青的作品就在产生这样坚实的土壤之中，既有芬芳的个性化追求，又紧紧地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融为一体，从而给人以巨大的精神力量。
从黄河岸边出发去求学，到思想在时代的焰火中烧烤，时间已历百年，而柳青仍然是那棵不老的常青树。横在一个人面前的“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而横在一个作家面前的“紧要处”又是多少步呢？这让我意识到，对世界观的改造和思想境界的升华，始终是人生的大课题，更是一个作家的大课题。这是一个历时久远的、被许多人解读过、但是还远远没有完成课题。在新时代的征程上，还是这样的课题，还需要我们做出正确的解答，我们不能选择逃离，不能选择不在场。
常胜国，陕西绥德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榆林市有突出贡献专家，现任绥德县作家协会主席，《上郡》杂志主编。著有长篇小说《三十里铺》、中篇小说《国王最后的悲悯》、短篇小说《藏枪记》等。（供稿：榆林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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