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遭受严重失败的极为严峻的形势下，要不要坚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以武装起义的实际行动，对此作出了初步而又明确的回答。为了使革命走向复兴，党领导人民前仆后继，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等地起义、广州起义之后，还领导了湘南起义、黄麻起义等规模不等的上百次武装起义，仅在陕甘地区先后就有大大小小的70多次。1932年4月2日，习仲勋、刘林圃等共产党人在甘肃两当县发动的两当兵变，就是中国共产党在甘肃领导的一次有组织、有步骤、有目的的武装兵变。这次兵变，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广泛发动和动员群众，坚持进行革命武装斗争以争取最后的胜利，揭开了甘肃人民革命斗争的新篇章。
一、兵运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此后，各地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如火如荼。1927年10月8日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收暴动经过的报告中就提出：”军事工作主要的意义是破坏敌人的军事组织，因此我们对敌人军队中的兵士运动需特别加紧，在此敌人的军队中发展党的支部，组织兵士支部，拿了这个组织，从中破坏敌人的部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共党内对做士兵工作意义的认识，较早提出了”兵士运动”这项重要工作。1928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湖北湘南工作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加紧士兵运动，深入到各军、各师、各团、各营中去，则准备湖北全省总暴动胜利的局面，是很有可能的”。2月2日，中共中央给江西省委的信中，专门将士兵运动问题列为一大问题，提出：”对待现时军队的根本策略是：破坏军队的组织和力量，扩大士兵运动，建立党的士兵支部使能分化并领导一部分士兵群众成为工农的武装势力”。最主要的士兵运动方法，还是有组织地派遣大批工农同志以及得力的非同志投入军队充当士兵，由日常生活小的煽动小的斗争反抗长官一直发展到兵变，或是联合群众携枪逃入农村散入农民群众中变为农民的武装，或是当着军队与工农暴动的群众决战时在内响应以消灭军队的力量。同年4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军事工作大纲，将”士兵工作”列为第一部分，并重申了上述观点。同年7月3日，刘伯承在中共六大关于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中又对军阀制度、军阀军队的成分和对军阀军队的工作等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述，强调：”破坏军阀军队和在政治上夺取军阀的军队，使上百万的兵士群众都参加工人与农民群众的阶级战线，为中国共产党严重的任务。”中共中央对士兵工作的高度重视，指导各地党组织开展兵运工作并取得很大成效。1931年12月，进攻红军的国民党的第26路1.7万人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全部加入红军，就是中国共产党兵运工作的成功范例。
兵运工作包括对上层军官和下层士兵的工作。士兵工作是兵运工作的基础。要做士兵工作，就要深人到士兵群众中，关心和了解他们的生活和疾苦，有针对性地进行革命宣传和教育。1928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策略与工作路线给陕西省委的信，强调了开展群众工作，巩固党的基础，更好领导群众的重要性，提出：”目前的工作方针：第一，须从很小的范围起建立群众组织的基础。最好找很能艰苦工作的同志去做工，去做雇农，去当兵，到这些群众中去，发展他们的日常迫切的要求，领导他们的斗争，使他们渐渐组织起来。必须如此才能真正发展群众的组织。第二，建立党的强固的基础。党必须在群众中有强固的基础，然后才能真正领导群众。所以’党员职业化’成为目前迫切的口号。必须每个党员都找到社会上的职业，然后才能深入社会深入群众，然后才能领导群众的斗争，从斗争中吸收明白勇敢的分子，来建立党的组织基础，发展党的组织。第三，必须找到群众的具体的迫切的要求，做成各种煽动的口号——来煽动群众的斗争，从继续不断的小斗争，来发展成为大的斗争。”按照中央的指示，中共陕西省委在大力开展工农运动的同时，派出刘志丹、谢子长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在陕甘一带开展兵运工作，把瓦解敌人，变白军为红军的革命兵变，作为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以推动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
1930年春天，生于1913年10月、时年不满17岁的习仲勋被中共陕西省委派到陕西省长武县西北民军第一师第二支队从事兵运工作。习仲勋于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初考人陕西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3月在党团组织领导下参加发动学潮，被反动当局逮捕关押，在狱中坚持斗争，4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8月经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过问，因年龄较小而获释。此后，习仲勋在家乡从事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参加这些革命活动，也为习仲勋尔后从事兵运工作打下了基础。
兵运工作也是党的群众工作。中国旧军队的成分，大多是农民出身，大多是因为生活而被迫从军。因此，士兵工作，也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做士兵工作，就要深人到士兵群众中，关心和了解他们的生活和疾苦，有针对性地进行革命宣传和教育。1931年，四川军阀邓锡侯、黄隐师由甘南进占陇南一线。杨虎城命令陕西警备第一师攻打川军。于是，陕西警备第三旅第二团奉命从长武县移防凤县，营部、一连、机枪连驻扎凤州，二连驻扎双石铺，三连驻扎甘肃两当县，习仲勋跟随营部进入当时的凤县县城。
在凤州期间，习仲勋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和教育工作，注意启发士兵的革命觉悟。他以特务长等公开身份作掩护，召开地下会议，散发《告士兵书》、《告全国同胞书》，张贴标语，揭露封建地主、土豪劣绅对农民的剥削以及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对人民压榨的恶行，鼓舞士兵奋起反抗。由于所有部队的士兵多为陕西乾县、礼泉一带青年农民，饥荒时为活命而投军，习仲勋的教育和宣传工作点燃了革命火种，很快，三个连队都发展了中共党员，在该营成立了党组织。1931年5月，习仲勋担任了营党委书记。
习仲勋所在部队系杨虎城收编的西北民军杂牌部队，军纪很差。为了将这支队伍改造成人民的军队，习仲勋特别注意该营官兵与群众的关系，要求党员带头并教育士兵不打骂群众，不抢老百姓东西，有时还帮老百姓收种庄稼。有一次，几个士兵在凤州城外龙家坪农民家里逮鸡、搜粮、抢布、要钱，农民阻拦反遭痛打。气愤之下，农民进城申冤求救。习仲勋得知情况后，立即建议营长派人严查此事，最终抓回了这几个士兵，对他们进行了严肃处理作为典型事件教育了全营士兵。正是因为以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共秘密党员疾恶如仇、爱民如子，该营的秘密党组织成为当地老百姓的一把保护伞，得到老百姓的支持，从而为起义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冬去春来，从习仲勋担任营党委书记的1931年5月到1932年4月初，近1年的时间里，党员队伍迅速壮大，在士兵中先后发展了30余名中共党员。这为著名的两当兵变的举行，奠定了很好的群众条件和坚实的军事基础。
二、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法宝
在中国，因为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进入近代以后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外国列强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下，人民没有合法的权利，人民群众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尖锐矛盾，也没有合法的途径可以解决。因此，枪杆子里边出政权，武装斗争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方式。当时中共陕西省委曾作了关于开展兵运工作的决议，指示各地党组织派出党员秘密到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开展兵运工作，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因此，当时在杨虎城部做秘密工作的中共党员很多，如第17师、第42师、第58师和几个警备旅、骑兵团、炮兵团等，大都有中共的秘密兵运工作者。在条件成熟时发动武装兵变，壮大革命力量，成为兵运工作的重要任务。习仲勋等人领导的两当兵变，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若干次武装兵变中的一次。正是这一次次的武装兵变，有力地动员和组织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一次次地对反动统治造成威胁和打击，从而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打下基础。
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和准备，到1932年初，习仲勋担任营党委书记的杨虎城部警备第三旅第二团第一营兵变的内外条件基本成熟。营党委派出刘书林到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省委决定让该营举行兵变，兵变后将部队拉到陕甘地区与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会合。
“时隔几日，正当兵变计划在凤县举行时，狡猾的团长曹润华为了防止地下党搞兵运，作出一营和二营换防的决定，一营要调往甘肃。”消息一经传出，全营士兵情绪激动。因为士兵大都是乾县、礼泉人，不愿到离家乡更远的地方去。第一营调防那一天，正是中共陕西省委派军委成员刘林圃为特派员赶赴凤县领导兵变的那一天。
刘林圃和习仲勋等营党委同志匆匆见面后，在第二连驻地双石铺丰禾山上紧急召开了营党委会议，决定部队一到两当县就立即发动兵变，同时部署了兵变方案和行军路线等事宜。会后，刘林圃隐藏在丰禾庙里，趁次日部队从双石铺经过时插入队列，直接指挥队伍行动。
1932年4月1日黄昏，第一营与两当县城的第三连会合。晚9时，在县城北门外一个马车店内，刘林圃、习仲勋主持召开了营党委扩大会议，对兵变事宜进行具体部署，两当兵变进入倒计时。
4月2日零时，一声响亮的枪声划破夜空，两当兵变开始了。各连兵变战士按计划纷纷行动起来，惊动了机枪连。中共党员吕剑人率第一连战士和机枪连对峙，由于机枪连没有党员，兵变部队遇到了激烈的反抗。兵变部队猛烈攻，但因为对方火力太强，始终未能解除其武装。
鸡叫时，集结号响起，起义各连按计划抽身集合。兵变战斗到此时，第一营三个步兵连300多人在各连负责人率领下迅速撤出两当县城，到北门外会合。据两当兵变的亲历者左文辉回忆，在北门外会合后，刘林圃、习仲勋等给起义战士打气：”我们起义，是为了到陕北找刘志丹当红军去，大家愿不愿意？”战士们齐声回答：”愿意！”
随后，部队立即北上，沿广香河向太阳寺方向前进。兵变的当天，部队在两当县太阳寺开会，宣布兵变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刘林圃任支队的政治委员，习仲勋任队委书记，许天洁担任支队长。两当兵变的举行，有力地鼓舞了革命者的斗志，极大地震慑了国民党政府，同时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并为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争取了有生力量。
三、在斗争实践中积累宝贵的革命经验
两当兵变的爆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结果。参加这次兵变领导工作的习仲勋在这期间的兵运工作中，积累了相当宝贵而且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
一是从事群众工作的经验。刚到部队做兵运工作的习仲勋，年仅17岁，没有更多的群众工作经验。但他怀着对党的忠诚、对理想的追求、坚定的信仰，按照党的要求去做，同士兵们打成一片，积极地进行革命宣传和教育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以后习仲勋能被毛泽东称赞为”从群众中出来的群众领袖”，和他在兵运工作期间从事士兵群众的工作有着密切关系。
二是从事革命武装斗争的经验。在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是党和人民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两当兵变的规模虽然不算太大，参加者约300多人，但却是一支革命的武装力量。这支武装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习仲勋任队委书记。陕西省委得到两当兵变的消息后，派刘志丹同志带部队到乾县、永寿一带接应。习仲勋等也率兵变部队向陕甘游击队活动的地区靠拢。当他们到达永寿县境内，遇到敌人的包围。经过激战，部队在岳御史村被打散，兵变遂告失败。虽然两当兵变遭到失败，仍然是对敌人力量的瓦解和破坏。两当兵变后，习仲勋又担任了红军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政治指导员、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边区特委军委书记等职，为革命武装斗争的开展呕心沥血，也积累了这方面的丰富经验。
三是党的建设的经验。习仲勋接受党的委派做兵运工作，他注意发现士兵中的先进分子，及时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从3个连的党支部，到营一级的党委，都是按照党的组织建设要求，把党员紧密地团结在党的组织系统里，并接受党的教育。在一个营的队伍中发展30多名党员，从比例上看，党员人数近10%，这在兵运工作中已经是很不错的成绩。
四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突出的人格魅力。领导两当兵变时年仅19岁的习仲勋何以服众？靠什么来领导部队中的30多名共产党员？上级党组织的领导是不可缺少的，广大党员的支持和帮助也是必不可少的，除了外部条件，年轻的习仲勋所表现出来的组织领导能力也是不容忽视的。正如称习仲勋战友和兄弟的王世泰指出：”他虽然年纪轻轻，却承担着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重任。他能在短短的几个月搞起一个营的兵变，其中所付出的心血和代价是常人所不能够的，而且居然搞成功了”。”我当时也是从事兵运工作的，深知搞兵运工作的酸甜苦辣，要发动一个营的兵变，没有足够的勇气，没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毅力，没有无私无畏超人的胆略，是绝对办不到的”。两当兵变的举行，固然是贯彻省委的指示，固然和刘林圃等领导人的努力分不开，但习仲勋个人努力也十分重要。
四、两当兵变的影响和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领导的武装起义数以百计，但两当兵变却是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土地上领导的一次有组织、有步骤、有目的的武装起义。两当兵变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和中国共产党先后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一样，不仅极大地鼓舞了从事革命斗争的同志们的士气，同时也是极大地震动了敌人。
两当兵变揭开了甘肃武装起义的序幕，在甘肃的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兵变部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进一步壮大了陕甘红军力量，有力地促进了甘肃武装起义的持续发展。策应了陕甘边武装斗争的开展，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建及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年轻的习仲勋作为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参加了两当兵变的全过程。从筹备到举行，他都亲临其境，身体力行。习仲勋曾回忆说，大革命时期，陕西各地就曾经出现了蓬蓬勃勃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士兵运动和学生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坚持武装斗争，先后组织了西北反帝同盟军和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并在陕、甘两省交界的照金创立了小块的革命根据地”。习仲勋谈到，”我于一九三二年春在甘肃两当发动兵变，失败后转到照金。一九三二年冬，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正式成立”。当时党内领导犯着”左”倾错误，习仲勋也曾被诬陷为”右派前线委员会书记”。这些不实之词都烟消云散，成为过去。但领导两当兵变的光荣历史，却在习仲勋的不平凡的革命生涯中写下了厚重而亮丽的一笔。
正视失败和挫折，注意总结教训，也是两当兵变留下的启示。习仲勋在谈到两当兵变的时候曾经感慨：还是志丹同志说得对，”多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是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要有根据地”。习仲勋始终牢记着刘志丹的教导。以后他参与创建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关中等地领导抗日民主根据地工作，都牢记着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为深入研究两当兵变的历史贡献和意义影响，甘肃省委有关部门组织这次学术研讨会，以此缅怀革命先辈，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随着历史研究的深人，随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发展，更多地历史宝贵财富会被开发和利用，并为今天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营养剂，这是党史工作者应尽的职责。（作者：李蓉，女，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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