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原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周人从古公亶父迁岐开始，历经三代耕耘，到了文王姬昌的时代，终于迎来了崛起的关键时刻。然而，这位被后世尊为“圣王”的君主，最令后人感佩的，并非他的武功，而是他的德行——正如孔子所言：“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周文王姬昌，古公亶父之孙、季历之子，商末西方诸侯之长——西伯，故又称西伯昌。《唐语林·卷二·文学》载“姬昌好德”。他倡导“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的社会风气，使周国的社会经济得以发展。
在治岐期间，姬昌对内奉行德治，提倡“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善仁谦恭，安抚庶民，施德孤寡。他严以修身，廉洁为人，生活勤俭，穿普通人衣服，还到田间劳动，兢兢业业治理周国。在他的治理下，周国国力日渐强大。
纣王任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纣王耽于淫乐，动辄杀戮。九侯女儿被纣王纳入后宫，因不喜淫乐，被纣王杀掉，九侯也被剁成肉酱。鄂侯争辩几句，也被做成肉干。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密告纣王，纣王囚西伯于羑里监狱。
纣王用种种残酷的手段迫害他，最残忍的是为了从精神上彻底把他打垮，竟把他的长子伯邑考杀害，并烹作肉羹强令姬昌喝下。姬昌为避免“辟尸”残害，毅然咽下这难咽的人子肉汤，然后含泪呕吐。被囚期间，他韬光养晦，卧薪尝胆，总结前人经验，回溯历史，全身心投入到对《易经》的钻研中……披沥七载，把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演绎得清清楚楚，完成了《周易》这部千古不朽经典的编创工作。后来，他的臣子贿赂纣王，他才得以释放。
《史记·周本纪》记载，诸侯国虞国、芮国发生纠纷，闹得不可开交，没办法，想请姬昌仲裁。及到周地，他们看到周国人相互谦让，长幼有礼，非常惭愧，说道：“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相互礼让而去。在诸侯纷纷拥戴下，姬昌称王，史称周文王。
虞芮两国没有经过文王的一言裁决，却因为看到周国百姓的礼让之风而自行化解纠纷，这正是“以德服人”的最高境界。孔子评价文王时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文王不需出兵讨伐，不需言辞说教，仅凭自身的德行和治理，便能使诸侯心悦诚服，这不正是德治理想的完美实现吗？
《论语注疏》记载：“殷纣淫乱，文王为西伯而有圣德，天下归周者三分有二，而犹以服事殷，故谓之至德。”据《禹贡》州名分析，雍、梁、荆、豫、徐、杨六州归文王，其余冀、青、兖三州属纣王，天下九州而有其六，是为三分天下有其二。
文王最重要的训示是要以民为本。最典型反映周文王强调遵守外在规范、规律思想的，是他的临终遗言《保训》，这是周文王去世之前对其子武王的训诫。
文王的“德治”思想，经过周公的继承与发展，形成了“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的完整理论体系。周灭商后，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对神权法思想提出了新的解释。他们认识到，“天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只有有德的人才能承受天命。“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殷商未失天下时，其德能配服天，可后来的殷“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而周王有“德”，故此“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而“大命文王”。
文王作为“受命之王”，其“德”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敬天、敬祖和保民。敬天就是要敬畏天命；敬祖是要尊崇祖宗的教诲；保民则是要重视民心的向背，爱护天下的百姓。《大雅·文王》赞美文王的功绩：“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大雅·皇矣》中的“帝谓文王，予怀明德”，《大雅·大明》中的“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也都肯定了上天降“天命”以文王，究其原因是文王以“明德”打动了上天。
孔子极其赞美文王之德，认为他的精神的光芒普照大地，贯通古今。孔子还说“秉文之德，以为其业”，周人可将“文王之德”作为安身立命的标准，一生修行的课业。孟子也曾引《大雅·文王有声》中的“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赞叹文王以百里的土地就使国人心悦诚服，依靠的不是武力，而是自身的德行。（来源：宝鸡周原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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